Monsoon

一边作恶,一边忏悔

瘟疫2003 <弗朗西斯x王秋雁>

#史欧季度戏

#弗朗西斯x王秋雁 邪教注意

#SARS背景

#灵感来源于陈雪《迷魂记》、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


王秋雁是我的客户,我们相识在2003年的台北市。

那时,有一场名为SARS的瘟疫正在这个低纬度的城市中缓慢地发酵。每个人都戴着口罩,空气中弥散着人心惶惶的意味。我想到艺术馆中关于黑死病的油画,惶惑间,居然有些兴奋。


我的母亲是个来自布列塔尼亚的可怜女人,一辈子没有摆脱农夫的习气,在气派的巴黎仍然只能生活在狭窄却不失阳光的角落。她是个虔诚到疯狂的教徒,在贫乏的精神生活中倚靠了那些末日论者。事实上,新千年到来时,数不胜数的千禧桥平稳通车,伦敦眼发出耀眼的光,一切谣言全都不攻自破。

但她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切,她在1999年的12月,逝世于巴黎的一所疗养院。


同样的故事常常会反复上演。譬如那个预测了耶稣复临日的台湾人,失败后欣然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没有人真的想去理会他。①


可末日渴望是死亡渴望的某种复刻,而且有利于感官的丰富与情欲。在那个笼罩着瘟疫的闷热城市中,末日的彩光与夕阳一同每天出现在高楼大厦之间。混乱,焦灼,谣言,检测,传染,隔离,生离死别……“爱情就是一种疾病。”②诚如此言。


虽然我的血液中有一种古怪的末日信仰,但我并非为了这场瘟疫而来。通过种种关系,有人给我这个略通中国文化并且濒临失业的作家牵桥搭线,有一位有钱的世家小姐愿意雇佣一位体面的先生为她和她古老的家族写一篇传记。所以我来了。


我们约定在一家地下酒吧。那里电气灯做得很复古,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影星的化妆室。干冰制作出颇具舞台效果的烟雾,让举起的酒杯更富欲拒还迎的魅力。

她安静地坐在吧台旁,穿着一身旗袍。我不知道那上面是什么图案,或许是凤鸟。但考虑到她的名字和个性,我又觉得可能是特意定制的秋雁。


我准确地找到了她:“你好。”

她转过头,额发一丝不苟,细致的妆容模糊了年龄:“你好,我是王秋雁。”

伸出的手,每一根手指都白皙而纤细,每一个指甲都修整得齐备,涂着暗色的指甲油。


在那个危险迷乱的环境中,她没有戴口罩,而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喝酒。一举一动都有种被格尺精确测量般的教养,深紫色的眼影抹得很淡,狭长的眼中情绪莫测。

更令我吃惊的是,她优雅的英语发音。并不标准,却笃定的令人叹服。听说她祖上是上海人,新中国成立后举家迁往台湾。由于从厨子到家丁都是上海人,口音上并没有怎么的台湾化。


我被她雇佣了,从而逐渐走进了她的生活。由于哥哥死于瘟疫,她成了这笔家财最后的继承人。庞大的家族中暗藏着无数人情纠葛,她的各种亲戚都想从这个未婚的女人手中夺取一点好处。在她家舒适的扶手沙发上,我听着她淡淡的叙述,随意地录音记录,并且已经有了一些预感。


这位美丽而寂寞的女人,并不真正需要一本传记,而只需要一个陪伴的男人。那个男人,因为一点利益就愕然,又本身带着文学天赋所赐予的忧郁,很可能还有一些聊天的才华。她带着我出入那些上层社会专属的俱乐部,或者国民党老将军后代们的交际圈。她冷艳而骄傲,又对端酒的使者都彬彬有礼。当然更多时候,她在那些危险的,充溢着瘟疫的暧昧血红的酒吧里给我打电话,用沙哑的声音让我去接她。等我到场后,又歇斯底里地呕吐,抱怨那些狡猾的年轻牛郎,咒骂那些阴毒的远房亲戚。她过度酗酒,因而迅速地消瘦下去。她美丽的手变得苦手,当啷着名贵的鎏金手镯,显出伶仃的苦楚。


5月底,疫情还在继续。我仍旧不顾危险的,一次一次将她从酒精中捞出。看着她红润的面孔,听着她微弱的呼吸声,我激动地揣测着这是不是瘟疫的先兆。然后在拉着她去浴室的时候,看到自己同样泛红的脸。


半醉半醒之间,我听见她说了话。古老而玄妙的发音,是中文。


但我并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只能模糊地记住那抹着深红色口红的嘴唇张合地幅度。


我握着她的手,低声地用我的家乡话回复她:“我在,我在。”


她停下了,像是很安心。


第二天早上,破天荒的,她早早起来,换上一身素色的衣服,坐在厅中写字。笔墨纸砚的艺术是最高深的艺术,我盯着那流畅的黑色线条,却比在卢浮宫中更加迷茫。

她写了一幅字后,将它送给了我。


事实上,我已经收了来自于她的很多昂贵礼物,包括一件皮草大衣。我一次也没穿过,深深地压在行李箱底部,像是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


7月5日,台湾从世界卫生组织的SARS疫区名单中除名,病例697例,死亡人数83例。


那一天,她在喝茶,茶杯小巧而精细。由于参加了一个戒酒组织,她的精神更加颓靡了:“我是名将之后,家中藏有一柄宋朝时的古剑,可惜在赴台途中不知何时被偷走。自那以后,日子越来越糟糕。我的母亲为了安慰父亲,举办一些像是上海滩会有的小聚会。大家一起打牌,醉生梦死。”


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笑了,笑得很苍凉。我终于看清楚了女人的真实年龄,她确实已经是个年近四十的女人了。


电视打着,播着欧元相关的消息。她忽然问我:“在欧洲生活,会很轻松吗?”


我实话实说:“不会,实际上,欧洲很复杂。”


“古老而复杂。”她颔首同意。


一周后,她派人送来了一笔丰厚的雇佣金和协议中止的消息。惨白的纸上,简单地留着一行消息:不愿再因回顾往事而疼痛。


作为一个作家,我无法屈服于这个理由。但作为一个法国人,我屈服于台北复杂的街道。一旦她将那扇白门关上,我就算那一点晃动秋千的倩影都是看不见的。③


后半年,我将这一大笔钱在旅行中挥霍得一干二净。东南亚地区色彩鲜艳而充满热情,明净的海水泛着天空的影子。独身又富有的男子在每个圈子都颇受欢迎,只是每每在问询我来自哪里时,我告诉他们:“台湾。”


然后他们一愣,开玩笑地问:“SARS?”


没错。混乱,焦灼,谣言,检测,传染,隔离,生离死别……


我罹患了,某种疾病,某种瘟疫,在2003年。那里有我的末日论,和我见不得光的,毫无意义的死亡。


——摘自弗朗西斯•波诺弗瓦《病中回忆录》


①:公元1998年3月31日上午12时01分:这是有关基督复临日最精确的一次预测。台湾邪教“真理之路”的领导人陈恒明在美国电视台上宣布,这一刻上帝将要复临,他将乘坐飞船在地球着陆。当然,上帝没有如期降临大地,陈欣然承认他的过错,并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好像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②:毛姆《月亮和六便士》

③:梗自某我记不清楚的台湾散文or小说,一群男孩子在白门外偷窥富家小姐,却永远看不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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